马勇 | 我国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掩护问题探析

今天《中王法律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并公然刊行，由主管、执法出书社有限公司主办。国家A类学术期刊，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泉源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泉源期刊。刊号：CN10-1210/D.订刊电话：010-83938198订刊传真：010-83938216马勇中国生物多样性掩护与绿色生长基金会副秘书长兼执法事情委员会秘书长公益诉讼制度是生物多样性掩护的重要司法保障，近年来取得了努力希望，但也面临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从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入手，对现在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缺失执法界定、损害判定评估难、恢复性司法理念应用不够、涉海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主体存争议、社会组织缺位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举行了分析，提出尽快推进制定生物多样性掩护法、强化生态价值为导向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判定评估和修复、引入处罚性赔偿制度、社会组织应成为涉海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建设社会组织为原告的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以期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制度的良好生长。

目录一、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掩护希望二、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的若干建议2020年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包罗野生动物在内的生物多样性掩护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尽快完善野生动物掩护立法，增强执法治理和司法掩护已成为我国社会民众的普遍期待。

202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克制非法野生动物生意业务、根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康健宁静的决议》，确立了全面克制非法生意业务、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制度。随后，修改野生动物掩护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立法事情计划。202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人大网宣布《生物宁静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些立法希望充实体现了中国对生物多样性掩护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彰显我国维护生物宁静和生态宁静，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康健宁静的坚定刻意。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厚的12个国家之一，生态系统类型多样，高等植物种类居世界第三，脊椎动物占世界总数的13.7%，是世界四大遗传资源起源中心之一[1]。但总体来讲，我国生物多样性掩护的形势不容乐观，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趋势还没有获得基础停止，生物多样性掩护与经济开发运动之间的矛盾一定水平上也存在[2]。部门地域动植物非法商业、非法猎捕和生意业务频发。

2015年7月，《中国实施千年生长目的陈诉》(2015年版)公布，虽然中国提前完成了多个目的，但这些目的中国唯一未达标的一项，是目的7B：淘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到2010年显著淘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3]。由于我国生物多样性掩护历史欠账较多，加之以往生态情况治理主要偏重于污染防治，包罗野生动植物在内的生物多样性掩护事情基础单薄，且重使用轻掩护现象普遍。

近几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生物多样性掩护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有了努力希望，但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题。本文拟联合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对有关问题做探析。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掩护希望2013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创制了情况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情况”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授权“执法划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年实施的《情况掩护法》将情况民事公益诉讼的规模扩展为“污染情况、破坏生态”，并对原告社会组织做了条件界定。今后，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情况公益诉讼司法实践蓬勃开展。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情况民事公益诉讼和情况行政公益诉讼，标志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2020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中国情况资源审判（2019）》[4]，统计指出2019年，全王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情况民事公益诉讼179件，同比上升175.4%。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情况公益诉讼2309件，同比上升32.9%，其中情况民事公益诉讼312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1642件；行政公益诉讼355件。一般来讲，生物多样性掩护包罗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遗传资源多样性三个条理，其中物种多样性掩护处于焦点职位。

根据《情况掩护法》的界说，“情况”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生长的种种天然的和经由人工革新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罗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掩护区、风物胜景区、都会和乡村等。因此，这些情况要素遭到破坏或损害，由《情况掩护法》确立的情况公益诉讼制度就可以举行司法救援。

从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宣布的数据情况看，自2015年以来，涉及生态系统多样性如大气、水、海洋、土地等方面的公益诉讼始终居于绝对主体职位，数量较多，典型案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掩护与绿色生长基金会（中国绿发会）提起的腾格里沙漠污染系列情况民事公益诉讼案、常州毒地案、康菲漏油污染渤海案等；涉及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物种掩护的公益诉讼相对较少，典型案例如中国绿发会在广西提起的穿山甲公益诉讼案、在四川提起的五小叶槭公益诉讼案和自然之友在云南提起的绿孔雀公益诉讼案等，检察机关也对部门涉及野生动物非法生意业务案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现在还鲜见遗传资源多样性公益诉讼。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存在的主要问题1.“社会公共利益”缺失执法界定，情况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界限不清凭据《民事诉讼法》《情况掩护法》等关于情况公益诉讼的执法划定，主要规制“污染情况、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其诉讼主体主要是执法划定的检察机关和切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但未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明确执法界定[5]。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情况损害赔偿制度革新方案》（简称《革新方案》）中，所称生态情况损害，是指因污染情况、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情况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倒霉改变，以及上述要素组成的生态系统功效退化。《革新方案》授权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态情况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商量未告竣一致或者无法举行商量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

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配套公布《关于审理生态情况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划定（试行）》，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此类诉讼称为“国家利益”之诉。从以上的执法划定看，情况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的规模多有重叠，两类诉讼界限不清易造成冲突，且实践中已有例证，如在山东章丘案（2015年10月，山东省章丘市普集镇上皋村3号废弃煤井被人为倾倒危险废物，造成四人就地死亡。）中，以中国绿发会为原告的情况民事公益诉讼与山东省政府为原告的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发生了“撞车”冲突。

究其原因，基础在于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执法界定缺失。涉及到物种掩护的执法划定，《野生动物掩护法》第三条划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从执法划定字面意思明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或损害，是对“国家利益”的直接侵害，应适用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然而，野生动物作为国家资源，其同时另有诸多社会公共利益的功效，如鉴赏、展演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宁静等作用，固然包罗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中。

将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固体废物污染情况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划定了情况民事公益诉讼，即固体废物污染情况、破坏生态，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可以依照《情况掩护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执法的划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二十二条划定了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即固体废物污染情况、破坏生态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机构组织与造成情况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元和其他生产谋划者举行商量，要求其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商量未告竣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执法划定看，两诉讼制度的规模没有基础的区别。

此外，2019年修改通过的《森林法》第十四条明确“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因此在第六十八条划定“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情况损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侵权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即只划定了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并未纳入情况民事公益诉讼的内容。但由于此类诉讼性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侵权之诉，涉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自然就可以举行情况民事公益诉讼，这使得两类诉讼又存在冲突的可能。

2.损害判定评估难以体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中涉及的损害判定评估，如上所述主要是生态系统和物种受损的内容，现在在司法实践中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损害的判定评估尤为难题。生态系统如大气、水、土壤等受到破坏或损害，公益诉讼中需定量确定生态情况修复用度、生态情况修复期间服务功效损失等详细钱币化金额。现在，生态情况部已公布《生态情况损害判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生态情况损害判定评估损害观察》《情况损害判定评估推荐方法》《突发情况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情况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等技术文件，开端构建了情况损害判定评估的技术方法体系。但实践中，生态情况损失的经济价值比力难确定，甚至如何定损许多专家意见纷歧致，各判定评估机构做出的陈诉金额收支悬殊的情况频频发生。

此外，判定评估用度较高，也严重制约损害评估事情的正常举行，甚至还泛起判定评估费高于生态情况修复费的“倒挂”现象。物种损害的判定评估问题比力突出。

如在西藏首例涉野生动物掩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6]，被告四人用铁丝套捕杀8只国家一级掩护野生动物马麝(俗称獐子)，经西藏自治区林业观察计划研究院司法判定，凭据2017年12月15日起执行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及其附件《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尺度目录》，国家一级掩护野生动物，根据所列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核算。本案中，涉案为8只完整马麝，马麝每只基准价值尺度为3000元人民币。

根据盘算尺度，涉案质料折算经济价值共计24万元人民币。非法捕杀8只国家一级掩护野生动物，最终支付的价格只是人均6万元的赔偿，这与珍稀濒危动物重要的生态价值完全不相匹配。2020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7]，中国科学家重新发现早已被宣布野外灭绝的枯鲁杜鹃，现在仅在野外发现一株，极其珍贵。

如果对其造成破坏，只简朴以经济价值量化，就不能体现生物多样性的真正价值。3.恢复性司法理念应用不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情况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划定“对污染情况、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负担停止侵害、清除故障、消除危险、恢回复状、赔偿损失、赔罪致歉等民事责任。”。

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着眼于执法惩戒，但更重要的是对破坏受损的生态情况举行修复，这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努力主张“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通过适用‘补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责任负担方式，以及探索异地修复、替代修复、代推行、第三方监视、执行回访等制度，确保生态情况获得实时、有效修复。”[8]恢复性司法原是一项刑事司法理念，将其引入公益诉讼，主要体现生态情况保领域“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基本理念。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者课以赔偿是对其违法的惩戒，提高其违法成本，以起到示范警示作用。

但就受损的生态情况来讲，实时、有效地恢复或修复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情况公益诉讼的终极目的。但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重赔偿轻修复的情况比力普遍，甚至相当数量的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成为“僵尸资金”，未能实时用于生态情况的恢复或修复。此外，相较于生态系统受损的恢复或修复，野生动植物遭破坏或损害，可能直接导致其个体自己的灭失,使得动植物资源量淘汰,种群数量下降，从而差别水平地打破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损害生态情况的质量,降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效。如果举行直接恢复或修复，显然无法使灭失的动植物种原样重现，只能以替代性修复等方式举行。

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这方面有努力推进，探索适用限期推行、劳务代偿、增殖放流、技改抵扣、替代性修复等多种生态情况修复责任负担方式以及代推行等执行方式，促进生态情况实时有效恢复[9]。如在湖南省湘阴县检察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小天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10]中,法院在判令违法行为人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的同时,还判令违法行为人接纳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情况。

即由胡某某等人委托湘阴县林业局代为推行，湘阴县林业局制定《横岭湖省级自然掩护区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在横岭湖自然掩护区的缓冲区设立人工促学习复区100亩管护三年，种植旱柳250株、种植水草100亩；印发宣传资料5000份。经横岭湖自然掩护区青山岛治理站观察，2018年底，横岭湖省级自然掩护区小天鹅种群数量显着增加，由案发前的300余只增加到4400余只。但此类较好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还很是少，亟待勉励各级法院创新推进。

4.涉海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主体存争议2020年6月1日生态情况部宣布的《2019年中国海洋生态情况状况公报》[11]显示， 在开展的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监测中，监测的18个海洋生态系统，3个呈康健状态，14个呈亚康健状态，1个呈不康健状态。190个入海河流监测断面中，Ⅰ类-III类占54.2%，Ⅳ类-劣Ⅴ类占45.7%，海洋情况状况不容乐观。

然而，涉海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现在主体争议大，海事法院基本都以海洋情况监视治理部门为排他性公益诉讼原告。2015年6月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提起涉海公益诉讼，被大连海事法院以原告不适格为由驳回。随后中国绿发会针对康菲漏油污染渤海提起情况公益诉讼，青岛海事法院先立案，后以原告不适格为由驳回。

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自然之友诉荣成伟伯等被告破坏海洋生态责任纠纷案[12]，在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海洋情况掩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掩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例定行使海洋情况监视治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是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情况损害赔偿方面的特别划定，并认为“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为海洋情况掩护掩护法第5条划定的行使海洋情况监视治理权的机关凭据其职能分工提起的诉讼。” ，除此之外，其他主体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情况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资格均应予以清除。

然而，在社会组织提起的涉海公益诉讼“全军淹没”的情况下，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海洋情况公益诉讼却正常受理。如2019年5月22日，舟山市检察院就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破坏海洋野生动物掩护资源的3件15人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3]，并于2019年11月，法院讯断全部支持检察机关的诉求[14]，该案系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向海事法院提起的海洋生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5.社会组织缺位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现在，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划定，只有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被清除在原告之外。实际上，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往往是事后救援“亡羊补牢”式做法，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这对于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社会组织而言有很大压力。

而行政公益诉讼相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低，效果好，且能从源头预防损害或破坏的发生，真正起到预防为主的作用。在中国绿发会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与疫源疫病检测中心（简称广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穿山甲救护失职公益诉讼案[15]中，广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显着存在救护不力的失职行为，导致32只穿山甲全部死亡，而作为其上级单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存在怠于行使羁系职责责任。由于无法作为原告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中国绿发会只能将行政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列为第三人，“曲线”追究行政机关的羁系责任。

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的若干建议1.尽快推进制定生物多样性掩护法现在，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如大气、水、海洋、土壤等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执法体系，但作为生物多样性焦点的物种多样性的执法严重不足，只有一部《野生动物掩护法》，植物方面是行政法例《野生植物掩护条例》，微生物基本没有执法法例支撑，遗传资源多样性更是执法空缺。而我国早已于1992年就加入了《生物多样性条约》，基于现实需要和履约义务，我国应配套制定生物多样性掩护法，这也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八项焦点内容之一“实行最严格生态情况掩护制度”严密法治观的基本要求。制定一部综合的生物多样性掩护法，将动物、植物、微生物和遗传资源掩护等全部纳入其中，明确生物多样性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划定公益诉讼作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障的重要制度，并将该部执法定位为生物多样性掩护的基础执法。2016年经中国科协批复与支持，中国绿发会牵头组织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掩护法（建议稿）》[16]，并向全国人大提交。

2020年2月，全国人大情况与资源掩护委员会推动生物多样性掩护法前期论证[17]，对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高位阶、综合性的生物多样性掩护法议案作出回应。生态情况部也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生物多样性掩护法的议案作出回复[18]“我部赞同代表提出的‘制定生物多样性掩护法’的建议，这对推进生物多样性掩护立法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研究立法的须要性，努力推动生物多样性掩护事情。”。

因此，制定我国生物多样性掩护法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早将其纳入立法例划，启动执法制定事情。2.强化生态价值为导向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判定评估和修复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掩护的焦点是物种的生态价值，因此，在动植物、微生物等物种多样性和遗传资源多样性损害判定评估事情中，除了确定其经济价值外，更重要的是评估其生态价值，并通过恢复性司法理念予以修复。

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诉袁某某等21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19]中，由于案涉马来穿山甲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如果仅以资源经济价值判定评估，被告负担的违法成本会比力低。本案中引入专家辅助证人，以成年雌兽再生和穿山甲掩护森林免遭白蚁危害的生态价值评估，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震慑违法行为，也真正体现了物种的生态价值。

此外，关于生物多样性受损的修复，要坚持生态价值导向，制止简朴化上“伪生态”工程项目，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支持下开展充实的生物多样性观察，凭据所处区域、位置以及生态适宜性来设定生态修复目的，切实体现生物多样性增加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效需要完全匹配。3.引入处罚性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情况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公益诉讼的损害赔偿主要划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生态情况修复用度和生态情况受到损害至恢回复状期间服务功效损失（简称期间损失）用度，并未划定处罚性赔偿制度。在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被告污染情况、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有许多是恒久连续违法、恶意排污或破坏的情况，可以通过讯断使其负担生态情况修复用度和期间损失用度，惩戒并提高其违法成本。但在涉及动植物生物物种破坏案件中，讯断其负担生态情况修复用度可行，但期间损失用度就无法实现，因为破坏物种致其灭失，不行能恢复使其死而复生，且在物种破坏案件中，许多被告主观恶意显着，但由于没有处罚性赔偿制度划定，无法大幅提高其违法成本，从而达不到示范警示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民法典》中，在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划定了处罚性赔偿制度，并在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划定了情况污染、生态破坏侵权的处罚性赔偿。但在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公益诉讼的赔偿规模中没有明确处罚性赔偿的内容，建议后续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建设涉及生态情况领域的处罚性赔偿制度。4.社会组织应成为涉海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海洋作为《情况掩护法》中“情况”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对应的《海洋情况掩护法》与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法属同位阶执法，虽有其特殊性，但《情况掩护法》已建设的情况公益诉讼制度应普适于各情况要素。

而且，新的机构革新方案实施后，海洋情况羁系已归属生态情况部门，如一味强调海洋的特殊性，一定会造成各相互联系的整体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割裂。关于《海洋情况掩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的划定，笔者明白是对依法行使海洋情况监视治理权的部门行使诉讼权的授权划定，是体现公权力“法无划定不行为”，并未清除其他主体的诉讼资格，尤其是已被《民事诉讼法》《情况掩护法》确认的社会组织的诉讼职位。此外，如前所述，当前海洋生态情况状况不容乐观，如果海洋情况监视治理部门将海洋情况公益诉讼诉权垄断，且不努力主行动为，国家建设这样的公益诉讼制度的须要性就大打问号。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情况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划定》时，明确定性此类诉讼属于民事公益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划定，社会组织和检察院都应当可以作为海洋情况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规范性文件通知的形式，要求海事法院依法受理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的涉海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5.建设社会组织为原告的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社会组织由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志愿者等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既是联系政府和民众的桥梁与纽带，又是对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的天然监视者。由于不受限于体制治理和约束，且不泯灭国家财政资源，相对超脱和独立。因此，将社会组织的监视权转化为法定的诉权，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必将极大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更能通报社会民众的行政诉求，提升政府公信力。

从立法的执法依据来讲，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划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事情人员，有提出品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事情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诉或者揭发的权利”，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成为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行政诉讼法》，授权社会组织开展行政公益诉讼。从诉讼操作上可设置前置法式，如发现行政机关履职不妥，可先行见告行政机关，设置行政机关推行职责举行纠正的合理期限，若履职不妥连续，再提起诉讼。

此外，对于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可划定若检察机关起诉在先，社会组织不行再提起；若社会组织起诉在先，检察机关可作为配合原告。综上，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在我国正处于重要的起步阶段，做好制度顶层设计，有助于这项制度康健可连续生长。2020年《生物多样性条约》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CBD COP15）将在昆明召开，我们期待我国生物多样性立法和公益诉讼司法取得重要希望和结果，向世界展示我国卖力任的良好情况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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